贵阳历史上有哪些名人和历史事迹

贵阳历史上名人有李端棻、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、金陵名家--肖娴、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、文史学家———陈恒安、成道于贵阳的王阳明、风华一代：姚茫父等，以下是具体介绍。

一、贵阳历史上有哪些名人和历史事迹

1.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李端棻

李端棻（1833-1907），字苾园，贵州贵筑(贵州贵阳)人。李端棻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大臣，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教育家，曾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一起组织发动“戊戌变法”，并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他一生痴心于办教育，是北京大学的主要创办者之一，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。

李端棻幼岁而孤，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，同治进士。历任学政、刑部侍郎等职。1889年秋季，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。阅卷时，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，该生以“熔金铸史”的文笔应答考题，以为是“饱学宿儒”，李端棻非常欣赏，于是将他录取，榜上排名第八。后来，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，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。“自是颇纳启超议，娓娓道东西邦制度”(《清史稿》)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疏请立京师大学堂，各省府、州、县遍设学堂，并建藏书楼、仪器院、译书局，广立报馆，选派留学生。又举荐康有为、梁启超，支持变法。百日维新期间，授礼部尚书。戊戌政变后，被充军新疆。后赦归，主讲贵州经世学堂。晚年归故里，死后葬于贵阳永乐乡。

2.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

蹇先艾(1906-1994),贵州遵义人。出生清末名门，自曾祖父始，累代皆有功名。祖父官至道员，清同治八年 (1869)奉办“遵义教案”有功，加赏布政使衔。父蹇念恒，举人，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。

光绪三十二年〔1906)9月12日，蹇先艾出生于县署，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。蹇先艾敏捷好学，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，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《三国演义》故事。稍长，入私塾，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，联句作诗，十来岁能作古体诗。以后发表旧体诗，多用笔名萧然。民国8年(1919年)冬，蹇先艾至北京读书，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、北京师范大学附中。

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，获法学学士学位。时值五四运动之后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。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，以读书写作为乐，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民国11年，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、李健吾创办 “曦社”文学团体，办《爝火》文学刊物。次年，发表新诗《二闸舟中》和小说处女作《人力车夫》。

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，常与朱自清、王统照、徐志摩、沈从文等名家交往。此后，在《晨报副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和《文学》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。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，兼授弘文学院《文学概念》和女子中学《国文》课。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，描写琐碎，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。民国25年，于鲁迅发起的《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》上签字。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《水葬》、《到家》等，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。蹇先艾还翻译出版《美国短篇小说集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。

民国27年(1938年)春，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，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当选为理事，于《贵州晨报》编《每周文艺》副刊，以杂文、诗歌、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，鼓舞抗日救亡斗志。次年2月，日本飞机轰炸贵阳，《贵州晨报》社被毁，《每周文艺》停刊。民国31年起，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，遵义师范学校校长，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、教授等职。民国34年3月，主编《贵州日报》《新垒》副刊，团结省内外作家，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，鼓舞民众。蹇先艾为人清廉、正直。任遵师校长时，月薪难以维持家计。当时，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，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(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)，会计劝其吃空缺，蹇先艾坚持不肯。为维持生计，只得将北平运回的《鲁迅全集》出售，补助家庭生活。抗战胜利后，目睹当局鼓吹“一个政党，一个领袖，一个主义”，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，蹇先艾加入“教授会”，任干事，支持学生“争和平、争民主，反内战、反独裁”和“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等政治斗争，并以《新垒》为阵地，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、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，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，推荐英国作家约翰·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。当局予以注意，不是令其更换标题，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。蹇先艾抗议无效，于民国37年辞职，停办《新垒》。 1949年后，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，蹇先艾任副主席，主持《贵州文艺》出版。

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、民盟中央委员、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、中国文联委员、贵州省文联主席、政协贵州省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

1983年、 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。写作之余，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，为之作序，鼓励上进;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。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《朝雾》、《一位英雄》、《酒家》、《还乡集》、一《踌躇集》、《乡间的悲剧》、《盐的故事》、《幸福》、《倔强的女人》，散文集有《城下集》、《离散集》、《乡谈集》、《新芽集》、《苗岭集》，约350万字，新诗近70首。文风简朴，乡土气息浓郁，被称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、散文家和诗人。 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，时年88岁。

3.金陵名家--肖娴

萧娴（1902 - 1997）生于贵阳市金井街。父亲萧铁珊精诗文书法，是西南名士、南社社员。萧娴三岁随父移居广州，五岁丧母。七岁时摹仿父亲写了一幅字，劲健的笔力和豪放的气概令父亲欣喜不已，开始认真教她学习书法。

萧娴先生虽髫龄就离开贵州，但对故乡感情很深，作书常署“黔南萧娴”。耄耋之年，不顾长途劳累，三次回乡，受到故乡人民极为隆重的接待。曾说，游览黄果树大瀑布，回去后，自觉写大字时胸中豪气涌动。又在晚年自叙中说：“娴之以书艺为终身追求，实缘吾黔灵气熏染。今年九十有一，叶虽未落，先有归根之想。乃以平生书作，或篆或隶，或真或行，凡百有一件，敬献故乡人民。”

贵阳市政府为此在名胜翠微阁设立了《萧娴先生法书陈列馆》，馆名为国学大师启功先生题写。馆中常年陈列萧书，供市民观赏。

4.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、文史学家———陈恒安

陈恒安(1910 — 1986)，原名德谦，字恒堪，号宝康，贵州贵阳人。1910年6月生。幼承父教，富才思，有神童之称。最早师从黔中名儒乐嘉荃习文，又从王仲肃治小篆兼临《毛公鼎》、《孟鼎》和《散氏盘》，后拜名师杨覃生。年轻时便加入贵阳“诗钟会”，会友皆硕彦前辈，“惟先生年最少”。早年曾游学金陵，就读于中央大学中文系，归筑后与诗友唱酬，更有文名。通经史、工诗词、精训诂，富收藏，擅文物鉴别。曾任贵州省通志馆编纂，执教于贵阳师范学院、大夏大学。抗日战争时期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，倡导艺术教育，对转迁来黔的文艺界人士一概热情接待。与徐悲鸿、沈尹默、叶浅予、商承祚、马衡、赵少昂、马万里、乔大壮等交往，视野益宽。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，一部分文物藏于贵阳及安顺两地。为了让贵阳山城人民第一次饱览民族文化宝库中许多稀世之宝，商得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同意，在艺术馆举办了故宫博物院书画藏品展。此后其书风变化较大，以王 ( 羲之 ) 米 ( 元章 ) 为主而揉以颜真卿的雄强茂密笔意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到南京总统府文官处任职，又有机会饱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名家书法精品，特别是米芾的《乡景楼诗》和《蜀素帖》。其行书渴润相间，雄秀得宜；篆书端庄古朴，造诣极高；因治文字学，故精甲骨文书法，并有专门研究，故甲骨文书法在当代书林中独树—帜，享盛誉于海内外，且有专题研究，有《殷墟书法漫述》一文参加1984河南安阳殷墟

书法笔会研讨会，特具风采。晚岁书名日隆，作品远播欧美日本等国，国内外收藏者众，有书法专辑《陈恒安书法选》存世。气质、用功，造诣之深，可谓一代宗师。也是诗人，其《春茗词》四卷，《邻树诗存》二卷，于21世纪初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，是当代诗坛、词坛的一束奇葩；还集有殷契文诗百余首辑成《宏福集吟》一册 (未刊行) 。

于鉴定之学，尤为精通。因家藏丰富，且与省内外藏家、鉴赏家交往很多，故对贵州文物，如数家珍，对地方文献也都熟谙在胸。20世纪50年代曾任贵州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并捐献多件家藏古籍善本及珍贵字画。

1949年后，历任贵州省政协委员，省民革常委会顾问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省文联委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暨贵州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，贵州国画院顾问，贵州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。 1982 年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

1986年6月1日病逝于贵阳。

5.成道于贵州的王阳明

王阳明（1427-1529年）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世称“阳明先生”。遗憾的是，人们但知王阳明生于浙江，却没有充分重视他“成道于贵州”。其实，阳明心学的起点是“龙场悟道”，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，并构建起“心即理”—“知行合一”—“致良知”的基本理论框架。倘若不经此“大彻大悟”，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炖青的境界。长期以来，“龙场悟道”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仿佛是在一夜之间，恍然大悟，而忽略了其间许多思想转变及理论形成了重大情节。王阳明学说，并不是产生于他那“水乡泽国”的故乡，而是产生在穷乡僻壤的龙场。这是偶然中的必然，它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寂然心态有极大关系，是在特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之火。 明朝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，触怒了明朝皇帝，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，并发落到龙场，一住便是三个年头。王阳明惨遭此祸，心境自是孤独、寂寞、苦闷、悲戚。他由聚落千万家的京城，陡然降落到偏僻、荒萦、冷漠的龙场，举目无亲，衣食无着，不由得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，仿佛由“天堂”坠入“地狱”，跌入万丈深渊。他自知无处伸冤，万念俱灰，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，于是对石墩自誓：“吾惟俟命而已！”他心乱如麻，恍恍忽忽，悲愤忧思无法排解，终夜不能入眠。起而仰天长啸，悲歌以抒情怀。诗不能解闷，复调越曲。曲不能解闷，乃杂以诙笑。 在此绝望之中，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予他无私的援助，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，有了生活的勇气，重新站立起来，与命运抗争。他用“生命的体验”来面对人生，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走上一条艰苦、独特的道路，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，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。龙场在万山之中，“书卷不可捣”，于是默记《五经》要旨，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，省度程朱理学。这一改变，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，跳出了“以经解经”、“为经作注”的窠臼，发挥了独立思考，寻求人性解放。他在龙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“玩易”，在沉思中“穷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心境由烦燥转一为安然，由悲哀转为喜悦，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。在龙冈，他写成了《五经臆说》，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“异端曲说”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。谪居龙场三年，使他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“夷民”，他们与王无亲无故，却能拔刀相助，为他修房建屋，帮助他度过了难关。这与京城中“各抢地势，勾心斗角”的情况相比，有如天渊之别。他体味到人间“真情”，深感“良知”的可贵，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。“千古龙冈漫有名”，这是王阳明谪贬龙场期间所写的一个诗句，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。如今，这一诗句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。这龙冈，因王阳明而名扬四海；这龙冈，被人们誉为“王学圣地”。天下的王学，无论是浙中、江右、泰州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粤闽诸学派，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、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、欧美的王学，寻根溯源，都以贵州为渊薮，以龙冈为始发地。王阳明一生中

办过三个书院，最早的便是龙冈书院，在这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，在他的《镇远旅邸书扎》中提到陈宗鲁、汤伯元等16人。王阳明的教育思想，实际上也是在龙冈形成的，开山之作就是《龙场生问答》与《教条示龙场诸生》。王阳明思想的传播，主要是通过书院，贵州的龙冈书院、江西的濂溪书院和浙江的稽山书院，便构成了王学传播的主要路线。

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，被收入《古文观止》作范文的有三篇，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。一篇是千古不磨的《瘗旅文》，激情所致，一气呵成，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，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，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，如哭如诉，句句是泪，字字是血，读后莫不黯然垂泪。另一篇是《象祠记》，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，阐述了“天下无不可化之人”的哲理，萌发出“致良知”的思想。 王阳明在贵州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贵州人对他的感情却十分深厚。在修文阳明洞，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，大书“阳明先生遗爱处”。这“遗爱”，是无限的爱，是永恒的爱，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。《与安亘慰》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，永志难忘。他所写的《居夷诗》百余首，还有《玩易窝记》、《何陋轩记》、《君子亭记》、《宾阳堂记》，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，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。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，以后的文明书院、正学书院、阳明书院、南阜书院、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，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。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巨人，在修文阳明洞，在贵阳扶风山，都建起了王文成公祠，如今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阳明园。王阳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文化名人，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皆居绝顶”，此即所谓“真三不朽”、“兼三不朽”。

6.诗书画三绝--杨龙友

杨龙友（1596-1646），名文骢，号山子，万历24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。故居已荡然无存，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。万历46年（1618），龙友乡试中举，约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。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安邦彦进围贵阳城，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。次年，贵阳围解，龙友率所募追击，克之。

天启4年（1624）龙友28岁时奉母移家南京。不久复社组建，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，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“复社四公子”中的陈子龙、吴应箕等交好。后与陈继儒、董其昌、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。

崇祯17年（1644）清军入关后，任南明弘光朝（福王朱由崧）官兵备副使。次年，南京陷落，又在隆武朝（唐王朱聿健）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。清顺治3年（弘光2年，1646）在浙江衢州抵抗清兵，败退浦城。被俘后不屈而遭杀，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。

7.中国新闻学教育开拓者谢六逸

谢六逸（1896—1945）贵州贵阳人。名光燊( shēn)，字六逸、无堂。 他曾先后就读于贵阳达德学堂高等部、贵州省立贵阳模范中学校;1918年春,他与王若飞等人由黄齐生率领,东渡日本留学,191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学习,课余他潜心研究西方和日本文学,学习期间即发表了不少研究文学的文章。1921年1月,正在日本读书的谢六逸欣然加入了由周作人、郑振铎、沈雁冰等发起,在北京成立的“文学研究会",与沈雁冰、郑振铎、许地山等同在读书会小说组中。从此,投身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。

1922年3月30日，谢六逸以谢光燊的学名，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修业期满，成绩合格，到得学士学位，随即回国。回国后，任商务印书馆编辑，参与《综合英汉大辞典》的修订。 先后任暨南大学教授、中国公学文科学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。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建了新闻专业,并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国文学系系主任,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。1922年11月,他接替郑振铎,为文学研究会主持其会刊《文学旬刊》的编辑工作;1924年4月,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,创办并主编《儿童文学》月刊;上海《时报》编辑《小春秋》副刊、1935年9月出任上海《立报》副刊《言林》主编。1937年5月,应胡愈之(代表生活书店)约请,创办并主编《国民》周刊。

1937年年底,谢六逸携家辗转回到家乡贵阳,先后任大夏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、文史研究室和社会研究部主任;贵州大学、贵阳师范学院教授、中国文学系系主任。与蹇先艾等组织“每周文艺社",在《贵州日报》出版《每周文艺》。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1941年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,主持编务,出版各种新书,创办并主编《文讯》月刊。1944年兼任《中央日报(贵阳版)》研究室主任。后来,茅盾先生回忆道:“……我们给他个尊号‘贵州督军'。尊号何以必称‘督军',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,总该可以索解……”

1945年8月8日,谢六逸因病不治,逝世于贵阳,年仅47岁。谢六逸一生著译颇丰。仅文学方面的著作,就有日本文学史五种,译著等多种,儿童文学六七种,另有《水沫集》、《茶话集》、《文坛逸话》、《西洋小说发达史》、《农民文学ABC》、《神话学ABC》、《日本文学史》等。作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,谢六逸还著有《新闻学概论》、《实用新闻学》等新闻学作品多种。译有《伊利亚特的故事》、《希腊传说》等。郑振铎编《文学大纲》，其中日本文学多为谢氏手笔。

在新文学史和近代新闻史上，贵阳人谢六逸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他在20年代便进行文学创作，善写散文、儿童文学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团体——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。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拓荒者，对日本文学研究与周作人不相伯仲，而且还向人们介绍西方文学。他还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，在复旦大学开办新闻系。

鲁迅曾戏作了《教授杂咏四首》,其中第四首诗“名人选小说,入线云有限。虽有望远镜,无奈近视眼。"咏的就是谢六逸。当时,谢六逸曾编选过一本《模范小说选》,选录鲁迅、茅盾、叶绍钧(圣陶)、冰心、郁达夫的作品,于1933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。谢六逸在序言中说:“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,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。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,我早已硬起头皮,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。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,我也猜着了。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,就是‘你是近视眼啊'……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,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不过 在我所做的是‘匠人'的工作,匠人选择材料时,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‘墨线',我选择的结果,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‘墨线'……

8.名震京华周渔璜

周渔璜（1665~1714年），清初著名学者，诗人。字渔璜，号起渭，一字桐埜，别号载公，贵阳青岩骑龙人。父亲周国柱有四子，渔璜排行第一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渔璜22岁乡试第一。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29岁时成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散馆，授翰林院检讨。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任浙江乡试正考官。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擢升翰林院侍读。五十年（1711年）简任顺天学政。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升侍读学士。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晋升詹事府詹理，奉命祭禹陵、明太祖孝陵，检阅浙江、江南两省兵。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，终因操劳过度，年近半百即逝世于任上。

周渔璜是才华横溢的诗人，在清初中国诗坛有很高的地位。他幼年即工诗，十四五岁时，曾赋《灯花诗》一首，传诵乡里。清初中国诗坛门户之见陋习严重，他不为所染，博采众长，终于独树一帜。他的诗以新、奇见长，在京城二十多年，初以一首《万佛寺大钟歌》，瑰丽特出，名城震京华。万佛寺大钟即华严经大钟。明朝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燕王朱棣发动"靖难"，夺其侄帝位。后改年号为永乐，迁都北京。一到北京，朱棣就铸华严经大钟，意在超度"靖难"死者，减轻自己罪孽。周渔璜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写此诗，此时正翰林院供职，诗原名《分韵京师古迹得明成祖华严经大钟》。诗中鞭挞了朱棣夺取皇位的残酷，指出"南兵百万刲羊豕"、"忠臣十族飘冤魂"、"当年杀戮成丘墟"；揭示刻有二十万字的华严经大钟"一字忏除一冤命，字少冤多除不竟"，"钟声夜发老狐鸣，头戴髑髅暗中听"；最后沉痛地说，李闯王入京，崇祯吊死，明朝灭亡前的景象是"帝子王孙无处所，血溅陵一抔土"。这首诗磅礴大气，意境幽旷，沉雄悲壮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一书中，就把他《泛舟西湖夜半始归》诗里"直把西湖比明月，湖心亭是广寒宫"，赞为使人"终身不忘"的佳句。

周渔璜的《桐埜诗集》，清代就有四种刻本流传：初名《回青山房》，又名《稼雨轩》，又名《燕山尘土》，后定名为《桐埜诗集》，其弟周起濂刻于北京，称北本；周渔璜的朋友同榜进士汪千波再刻于江苏吴县（苏州），称为南本；三刻于贵阳，为贵筑人谢廷薰，称为谢本；四刻于独山莫友芝，为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印于贵阳。今之常见《桐埜诗集》，即莫友芝的咸丰本，分为四卷，第一卷六十八首，第二卷七十七首，第三卷八十九首，第四卷一百一十八首，总计三百五十二首诗。记录了周渔璜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的见闻和感想，是诗中精品。1999年11月，贵州人民出版社有校注本《桐埜诗集》问世。

康熙皇帝曾问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：当代诗人数谁？陈廷敬回答：要数周起渭（渔璜）和史宇义（蕉饮）。可见周渔璜当时在全国诗坛上已是数一数二的顶尖诗人。晚清"西南大儒"郑珍在瞻仰周渔璜的遗像后赞说："诗当康熙，如日正中。起问汉大，惟渔璜公。桐埜一篇，眉山放翁。经纬宫商，继盛长通。"他认为周渔璜是继承盛览（长通）之后，堪与苏东坡（眉山）、陆游（放翁）媲美的诗人。周渔璜的诗造诣很深，成就很高，当代美术大师刘海粟在《诗人周渔璜小传》中称他为"黔中诗帅"，认为"这位开一代风气的人物，论学术成就之高，阅历之广，反映民间疾苦之深，他不如郑珍（子尹）、莫友芝（郘亭）、黎庶昌（纯斋）（黎在刻画生民多即方面不如郑、莫），而才气或在三家之上"。

周渔璜的另一些学术成就是奉诏参与编篡《皇舆表》、《康熙字典》、《渊鉴内涵》等书。《皇舆表》即《大清地舆图》，是清初编成的地理学重要图籍。《康熙字典》是张玉书、陈廷敬等奉旨编篡的，周渔璜名列二十七名篡修者之第三名，担当重任。该书收字47053个，是《中华大字典》出版前我国最大的一部字典，是查找汉字的古音、古义和生僻怪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，该书的编篡是清代我国学术上的一大成就。《渊鉴内涵》是一部类书，采自《唐内涵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玉海》等十七部古类书，分为天、岁时、地、帝王、文学、武功、人、草、木、鸟、兽等四十五部，共四百五十卷，集我国清代以前类书之大成。周渔璜任该书校录官。

对地方的文化建设，周渔璜也做过贡献。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，年仅27岁的周渔璜参加了贵州巡抚卫既齐组织的《贵州通志》修篡工作，担任分篡。当时贵州著名文人吴中蕃主持该项工作，十分器重周渔璜的才能，认为他年少有为，前途无量。吴中蕃曾赠诗云："欲觅替人欣已得，可知倒屣自难禁。原将绝俗超凡事，慰我相期无限心。"周渔璜担任分篡的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，全书三十六卷，后又增《杂记》，总计三十七卷，史料丰富，篇幅浩大，是贵州省地方志的重要著作。

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周渔璜墓和桐埜书屋，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9.风华一代：姚茫父

清末民初,有一位享誉中国文坛画苑的贵州人——姚华。

他是著名的书画家、诗人、词曲家、经史学家、文学家及艺术教育家。他在诗、文、词、曲、碑、版、古器及考据、音韵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他与陈衡恪(字师曾)两人的人品学问及诗、书、画、印“四全”而被时人并称“姚陈”,为民国初年北京公认的“画坛领袖”。鲁迅评说“北京书画笺大盛则在民国四、五年后之师曾、茫父……时代”。姚华曾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交往,并翻译过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……

姚华(1876～1930),字重光,号茫父,贵州贵筑(今贵阳)人。姚华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代文人。他在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中举,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应聘于兴义笔山书院主讲《佩文韵注》等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中甲辰科进士,任工部虞衡司主事。次年姚华获清政府保送游学日本,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。1907年10月期满毕业归国,任邮船部船政司主事、邮政司检核科科长等职,1912年2月,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,不久,即彻底退出政界,投身著述、美术及教育事业。他1913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,1925年出任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校长,同时任教于北京多所大专学堂,桃李满京华。因军阀混战、政局混乱,姚华曾卜居北京城南莲花寺中逾十载,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、书画和颖拓为生。姚华学问渊博,精文字学、音韵学、戏曲理论,尤其是诗文词曲,在当时画坛无出其右者。姚华在戏曲方面的学识,更使他在梨园界广受尊敬,结交了不少名人,如王瑶卿、梅兰芳、程饣见秋等,都是到莲花庵习画论艺的常客,都尊他为老师。姚华为人爽直,讲名节,重情义,平等待人,因此慕名从学的各阶层人士很多,在艺术界颇有号召力。1924年,姚华在北京樱桃斜街贵州会馆举办画会时,与会者达数百人之多,包括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,也出席并发表演说。1926年,姚华患脑溢血,愈后左臂致残,仍坚持作书绘画,著书立说,为艺术事业终其一生。1930年6月病故,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灶君庙姚山,享年55岁。

姚华一生著述颇丰。他自订文稿《弗堂类稿》31卷，其中诗11卷，词3卷，曲1序、序跋5卷，碑志、书牍、传、祭文、赞、铭各1卷。还有《姚茫父书画集》、《弗堂诗》、《小学问答》、《书运》、《说文三例表》、《金石系》、《黔语》、《古盲词》等。他的戏曲理论代表作《曲海一勺》、《菉猗室曲话》、《论文后编》及《毛刻签目》、《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》、《说戏剧》等,是对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的重要贡献,至今仍有深刻影响。

《曲海一勺》是姚华论曲的代表作,最早于1912年在梁启超主办的《庸言》杂志上连载。全书用文言文写成,分别从乐、诗、史三个角度细述了戏曲的特质和演变,其宗旨在于提高戏曲的地位,变革和振兴曲学。一是论述文学发展与治乱关系时,认为“治平之世,百度守成”,文学难以发展;变乱之时,“纪律荡然”,倒能萌出新芽;二是论述文学发展与“风土”的关系时,不仅仅限于“山水之秀”等自然环境,而是比较广泛地涉及到社会、人文、历史等诸多因素。

书画方面,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。其画面题款,隶、篆、行、草,选用适中,与画面浑然一体,交相成趣。他所画的牡丹佳品——姚黄,艳丽多姿,生意盎然,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“黄牡丹”。他运用书法笔墨,直写胸臆,每当下笔,故乡的山峦叠翠,北方烟云,江南秀色,澹然郁集,不时并发。他所首创的颖拓,介乎书与画之间,以规摩古代金石碑刻为主,精妙绝伦,玄奇空灵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姚华居莲花寺十年时有诗曰:“莲花十载一身藏,丧乱余年事事荒;自与山僧等贫贱,不关人事有兴亡。”这位远离家乡的贵州之子,虽身处乱世,却成就为风华一代的真正艺术大师。他那委婉曲折的心迹,由此诗中可窥见一斑。

10.当代中国著名画家：宋吟可

宋吟可(1902.7—1991.2)，别名荫科，江苏南京人。1917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书籍封面设计及插图，并自学中国画传统技法，得吴昌硕指教。30年代流寓广西，任桂林美术专科学校讲师。1945年定居贵阳。历任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设计，1951年后曾任桂林艺专教师，贵州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组组长、贵州省民族学院、贵州大学教授，贵州省国画院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主席，贵州省国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全国文联委员 。擅人物、花鸟、山水，以表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风情为主，所作中西兼取，笔墨苍劲，着色艳雅，画风清丽秀逸，生活气息浓苳。

作品有《苗族人民抗清起义》、《春雨》等，出版有《宋吟可画辑》、《宋吟可作品选集》等。

二、贵阳的历史

贵阳历史悠久，3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、活动。贵阳原为边疆民族地区，从夜郎、牂牁至贵州建省、贵阳设市，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，行政建置与其他地区有别。自元代开设驿道以来，战略地位提升，是为西南战略要地。贵阳是移民之区，明清及抗战时期的移民，推动了贵阳地区开发。建省以来，贵阳文教渐兴，抗战时期文化有较大发展。

建置沿革

春秋战国至汉初，在巴蜀以西、以南地区，散布着众多部落，史称“西南夷”。西南夷分为七大族群，夜郎最大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由夜郎族群各部组成的部落联盟，谓之“部落方国”，地域辽阔，北抵巴蜀，东临荆楚，南至南越，贵阳地区属古夜郎。

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前111），“平南夷（指夜郎）为牂牁郡”，纳入行政建置。牂牁郡（汉）是汉初在边疆设立的“边郡”，治理上与内地郡县不同，土地、人口不入簿籍，因俗而治。牂牁十七县以夜郎各部落为基础建立，既设太守、都尉、县令等官，又封部落首领为王、侯、邑长，谓之“郡国并存”。为了有效控制边郡，汉朝派兵驻扎要害地方，又移“三蜀”（蜀郡、广汉郡、犍为郡）大姓率民屯田以实边疆。贵阳地区大抵属且兰县，因且兰部落在“平南夷”时已被灭亡，称为“故且兰”，是牂牁郡治所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央王朝衰落，地方势力崛起，汉代移入的三蜀大姓、汉军将领与当地土酋结合，形成“牂牁大姓”，以龙、傅、董、尹及谢氏势力最大，控制牂牁。三国时，蜀汉将汉代所设牂牁郡一分为三，以同并、毋单、谈稿、漏江四县设建宁郡，以宛温、句町、漏卧、镡封、西随、进桑六县及益州郡的律高等四县合设兴古郡，而以夜郎、且兰、谈指、毋敛、鄨、平夷六县为牂牁郡，其地在今贵州境内，贵阳仍属且兰县。西晋怀帝永嘉五年（311），宁州刺史王逊又将三国时的牂牁郡一分为三，以北部的平夷、鄨二县地置平蛮郡，以西部的夜郎、广谈、谈指、谈乐等县置夜郎郡，而以南部的且兰、万寿、晋乐、丹南等县为牂牁郡，万寿、晋乐二县系由且兰县分出。南朝齐时，将西晋牂牁郡分为南牂牁郡和东牂牁郡，南牂牁郡领且兰、万寿、晋乐、毋敛、绥宁、丹南六县，故《贵阳府志》称，贵阳府地为且兰、万寿、晋乐等县。

唐代，今贵州之地属黔中道，因其地为唐朝与南诏角逐之地，设黔州都督府统摄，在乌江以北设立如同内地的经制州（即正州），在乌江以南广大地区设五十羁縻州（又称边州），在西部则存在若干相对独立的“藩国”，形成“经制州、羁縻州与藩国并存”的局面。乌江以南的少数民族部落为大姓控制，有“东谢蛮”“西谢蛮”“南谢蛮”“西赵蛮”“牂牁蛮”等称，归附后，唐以其地置“羁縻州”。黔中地区，以南谢首领谢强之地置庄州，谢法成之地置矩州，清州、蛮州为宋氏所据，史家认为矩州在今贵阳。

北宋时，宋景阳占据黔中，开“水东宋氏”基业，“昆明”（彝族先民）罗施鬼国势力达于黔中。宋太祖开宝七年（974）普贵入京朝贡，太祖敕曰：“予以义正邦，华夏蛮貊，罔不率服。惟尔贵州，远在要服。……尔若挈土来廷，爵禄、土地、人民世守如故。”以此而有“贵州”，其地在今贵阳。唐宋时期的“羁縻州”，是“羁縻”政策的体现，对归附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，“即其部落列置州县，其大者为都督府，以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皆得世袭。虽贡赋版籍，多不上户部。然声教所暨，皆边州都督、都护所领，著于令式”。羁縻州大抵以三五百户为一州，“寄治山谷之间”，无城郭，“官府唯有短垣、木栅”。羁縻州与中央王朝关系松弛，“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”。来朝的部落便以其地赐名某州某县，封其首领为刺史、知县，多年不朝便将其名号取消，时兴时废，故唐代所设的羁縻州约有三分之一在宋代已不见记载，又新增许多羁縻州，如矩州到宋代已无，贵州乃宋代新增。

元代始设行省，今贵州之地分属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行省，省下设路、府、州、县。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尉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，因以土人做官，故名“土司”。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，“改贵州为顺元”，表示归顺元朝。“顺元城”是贵阳建城之始，在此设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，辖顺元路军民安抚司、“八番”九安抚司及管番民总管府。顺元路军民安抚司领二十二蛮夷长官司；贵州等处，明改贵竹长官司，治今贵阳；茶山白纳等处，明改白纳长官司，在今花溪区境；水东等处，明改水东长官司，在贵阳东北；武当等处，在今乌当区；落邦扎佐等处，明改扎佐长官司，治今修文扎佐；六广等处，明改贵州宣慰司六广渡，在今修文六广；底寨等处，明改底寨长官司，治今息烽县底寨乡；青山远地等处，明改青山长官司，治今息烽县青山苗族乡；养龙坑宿徵等处，明改养龙坑长官司，治今息烽养龙司；雍真乖西葛蛮等处，明改乖西长官司，在今开阳县境；骨龙龙里清木楼雍眼等处，明改龙里长官司；骨龙等处，明改大谷龙、小谷龙二长官司，在今龙里县境。“八番”九安抚司，明改程番、小程番、大龙番、小龙番、卧龙番、金石番、罗番、方番、洪番、韦番、卢番、上马桥等长官司，均在今惠水县境。管番民总管府所属金竹府，在今长顺县。以上各土司，大抵均属明清时期的贵阳府。

明朝对贵州实行“土流并治，军政分管”，既保留土司，又设府州县，还设立许多卫所，以府州县管“民户”，卫所管“军户”，土司“治土民”。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水西宣慰霭翠、水东宣慰宋蒙古歹（即宋钦）归附明朝，令将二土司合为贵州宣慰司，设司署于顺元城，改称“贵州宣慰司城”。贵州宣慰司辖地辽阔，领有贵竹、中曹、白纳、水东、青山、底寨、养龙坑、扎佐、乖西、龙里十长官司；水西安氏亲辖“十三则溪”，在今毕节、大方、水城、织金、纳雍、黔西、金沙、清镇、修文等地；水东宋氏亲辖“洪边十二马头”，在今开阳县及乌当区北部；后又将程番、小程番等十三长官司隶属贵州宣慰司。洪武年间，在贵阳地区设立贵州卫、贵州前卫、龙里卫、新添卫（今贵定）、威清卫（今清镇），卫所自成区域，隶于贵州都指挥使司。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设贵州布政使司于宣慰司城，改称“省城”。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设程番府，统领程番、小程番等十三长官司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移程番府入省城，次年改贵阳府，贵阳以“贵山之阳”得名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以贵竹、平伐二长官司地置新贵县，同年又以原程番府地置定番州。二十九年（1601）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，三十六年（1608）析新贵县及定番州边地置贵定县。四十年（1612）改金竹安抚司为广顺州，崇祯四年（1631）以“洪边十二马头”地设开州（今开阳），并将宋氏在贵阳附近之地改为贵阳府亲辖地，皆隶于贵阳军民府。又以水西安氏“水外六目地”改设镇西卫和敷勇卫，安氏土司退出贵阳。

清代以巡抚为全省军政长官，设巡抚衙门于贵阳。为统一行政建置，归并事权，将卫所并入州县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裁龙里卫改设龙里县，二十六年（1687）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，以贵州卫、贵州前卫地设贵筑县，裁敷勇卫置修文县，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，以威清、镇西二卫地置清镇县，清镇县属安顺府，其余各县属贵阳府。三十四年（1695）将新贵县并入贵筑县，以原新贵县地编为东、西、南、北上下八里，贵州、贵前二卫地编为捕属、红边等九里，府亲辖地编为蔡关、麦西、水边、巴香四里及中曹、白纳、青岩、养龙等六司。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平定长寨苗民，以贵阳府同知分驻其地，置长寨厅，又将南笼厅永丰州罗斛地方划归定番州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添设扎佐巡检司，直属贵阳府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移贵阳府同知驻罗斛，改为罗斛厅。

宣统三年（1911）辛亥革命爆发，10月10日武昌起义，继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之后，贵阳于11月3日响应武昌起义，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，在全国居第七位。中华民国建立后，于民国三年（1914）颁布《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》，将府、厅、州一律改设为县，以贵阳府亲辖地和贵筑县改设贵阳县。四年（1915）分全省为黔中道、贵东道、贵西道，贵阳县属黔中道，黔中道撤销后直属于省。二十四年（1935）属第一行政督察区，两年后仍直属于省。三十年（1941）撤销贵阳县，以贵阳城区及近郊设立贵阳市，而将市区以外之地设贵筑县，移驻花溪。

贵阳是西南战略要地

贵州介于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省之间，是为“西南之奥区”。元初以大都（今北京）为中心，在全国各地大修驿道，将西南边疆纳入驿道网络。由湖广（今湖北、湖南）通往云南并可通缅甸的大驿道贯穿贵州，并在“贵州”（指今贵阳）与川黔驿道、黔桂驿道交会，使“贵州”成为“南来北往，东出西进”的咽喉要地，战略地位骤然提升，一跃而为西南军事重镇，于是“改贵州为顺元”，在此设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。

元成宗好大喜功，于大德四年（1300）派湖广右丞刘琛率湖广、江西、陕西、江浙兵二万余人远征“八百媳妇”（今泰国清莱、清迈一带）。大军进至顺元，“纵横自恣，恃其威力”，肆意征发民夫、马匹、银两，激起宋隆济、奢节起义。战争持续四年，四川、云南边境的乌蒙、乌撒、东川、芒部、水西各部闻风而起，“西南半壁为之震动”，元朝发陕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、四川、云南六省兵围攻，战事方平。

明朝建立，为了控制西南一方，于洪武四年（1371）设立贵州卫，与成都卫、武昌卫互为犄角。明初，云南尚在元封梁王孛儿只斤·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下，自恃地险路遥，不肯归附明朝。待全国形势稳定后，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派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。大军由湖广经镇远、偏桥（今施秉）、新添（今贵定）、“贵州”（今贵阳）、普定（今安顺）、普安（今盘州市）入云南，偏师由四川经毕节、乌撒（今威宁）进军曲靖，两路大军在曲靖会师，一战而使梁王全军覆没，数月即将云南平定，贵州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于此。

云南平定后，朱元璋最感忧虑的是“大军一回，云南又成孤悬”，于是沿驿道遍立卫所，确保驿道畅通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在贵州宣慰司城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，统辖十八卫及二直隶千户所，贵州卫、贵州前卫拱卫都司；在贵阳以东设龙里卫、新添卫、平越卫（今福泉）、兴隆卫（今黄平）、清平卫（今凯里）、都匀卫，史称“下六卫”；在贵阳以西设威清卫、平坝卫、普定卫、安庄卫、安南卫、普安卫、史称“上六卫”；在川黔滇驿道上设永宁卫（今四川叙永）、赤水卫（川黔边境）、毕节卫、乌撒卫，史称“西四卫”，以军事控制贵州、稳定云南。

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，废思州、思南二宣慰司，以其地设思州、思南、铜仁、乌罗、镇远、石阡、黎平、新化八府，并贵州宣慰司及安顺、镇宁、永宁三州，设立贵州布政使司，贵州始成一省。因掌管全省行政的机关布政使司设在“贵州”，命名为贵州布政使司。从此，原先专指贵阳一地的“贵州”成为省名。贵州建省，并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发达，而是因为战略地位重要，郭子章《黔记》写道：“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，地皆蛮夷，山多箐广，流水涵渟，土无货殖，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，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，官戎岁给仰于湖广、四川二省，盖非都会之地……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，以通往来。”论土地、人口和赋税，贵州本不足以建省，然因“驿道所经”，为稳定西南政局，巩固云南边疆，“开一线以通云南”，明代即成为第十三个行省。

贵州战略地位的提升，很大程度是因几条驿道在“贵州”交会。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·贵州方舆纪要序》中指出：“常考贵州之地，虽偏隅逼窄，然驿道所经，自平溪、清浪而西，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，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。守偏桥、铜鼓，以当沅、靖之冲，则沅、靖未敢争也；踞普安、乌撒，以临滇、粤之郊，则滇、粤不能难也；扼平越、永宁，以扼川蜀之师，则川蜀未敢争也；所谓以守则固也。”正因为“贵州”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建省即成为省会，至今已600余年。

明朝灭亡后，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、李定国率领入黔，与永历王朝联合抗清，永历帝驻安龙，而军事指挥中心则在贵阳，以云贵为根据地，出兵湖广、广西，坚持抗清12年。清顺治十五年（即永历十二年，1658），清军三路进攻贵州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从湖南进军，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从四川进军，征南大将军赵布泰从广西进军，三路大军于次年在贵阳会师，云南、贵州始入清朝版图。

云南以贵州为出口，云南通往湖广的驿道最为繁忙，云南军旅、官员、客商、驿运、朝觐都必须经过贵州，过往马匹、夫差云南占十之六七，而贵州只占十之三四，故令云南每年协济贵州驿道经费一千五百两，入觐之年增加一千两。滇铜及云贵土产都经驿道在镇远下水，江浙、江西、湖广的货物在镇远起岸，然后运往云、贵各地，云贵举人经此道赴京会考，缅甸及东南亚各国使者由此道进京朝贡，故有“辟开重驿路，缅人骑象过桥来”之说。贵阳成为“万马归槽”之地，客商络绎不绝，缅甸使者经过贵阳，光绪年间在贵阳老东门搭起象棚，观者如堵。

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贵州，打破敌人的封锁、堵截，转败为胜，北上抗日，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。红军两次经过贵阳，蒋介石也坐镇贵阳指挥“围剿”。在红军长征中，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，以后又建立中共贵阳县委。省工委建在贵阳，领导全省抗日救亡活动，成为全省革命活动中心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长江航运被日本封锁，铁路遭到破坏，进入西南主要靠公路。湘黔、黔桂、川黔、滇黔四条公路干线在贵阳交会，使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，西南公路管理局也由长沙迁往贵阳。从湖南、广西进入西南，首先经过贵阳，然后到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。由越南河内或缅甸仰光运来的国际援助物资，也经贵阳转运到重庆及各战区。贵阳是陪都重庆的屏障，在西南的地理位置有如日内瓦之于欧洲，被称为“东方的日内瓦”。贵阳在西南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显著，人口猛增，于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建立贵阳市。

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，采取“大迂回、大包围”的战略方针，令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首先占领贵阳，腰斩国民党的“大西南防线”，切断胡宗南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，然后进军重庆、成都、昆明，胜利解放大西南。

三、贵阳历史遗迹和文化

贵阳母亲河——南明河

大元至元十七年（1280年），元世祖忽必烈置顺元路宣抚司，于黑羊菁一带筑顺元城，南临南明河（大南门），北至喷水池（北门），东到莲花坡（老东门），西濒市西河（大西门）。大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设贵州宣慰使司，改顺元城为贵州城。大明隆庆三年（1569年），明穆宗朱载垕改贵州城为贵阳府。大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清世祖爱新觉罗·福临设贵州巡抚驻贵阳府。大清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清圣祖爱新觉罗·玄烨移云贵总督驻贵阳府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北洋政府废贵阳府设贵阳县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，国民政府撤贵阳县设贵阳市。

贵阳古城模型

建城740年来，贵阳一直以大十字向东西南北扩展。

2015年底消失的贵阳地标——大十字天桥

南明风华，20个地标，见证贵阳740年城市发展历程！

一、东山塔。明洪武八年（1376年）洪宗大和尚修建，居贵阳龙脉东山栖霞岭之上，九层塔高56.6米，2020年重建完毕。 

二、翠微园。明宣德年间（1426-1435年）始建，南明河南岸，占地4000多平方米，包括拱南阁、翠微阁、龙门书院等，寺庙建筑与园林庭院合为一体。 

三、甲秀楼。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贵州巡抚江东之修建，居南明河万鳌矾石上，三层楼高22.9米，1909年重建完毕。清代贵阳八景之一，206字长朕堪称一绝。 

四、王伯群故居。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修建，护国路西侧，占地1600平方米，砖木结构，法式建筑，中西合璧。 

五、邮电大楼。20世纪50年代贵阳十大建筑之一，位于中华南路上，遵义路东起点，典型的苏式建筑。 

六、金桥饭店。20世纪50年代贵阳十大建筑之一，位于瑞金中路，贵阳最早的二星级酒店，有红地毯和电梯。 

七、贵阳海关大楼。1987年建成，位于遵义路北侧，顶部的机械钟由上海生产，曾经每逢整点都会报时，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回忆，别号“贵阳大本钟”。 

八、贵阳火车站。1959年建成，2000年底新站房投用，总建筑面积20852平方米，13层楼高57米，位于遵义路西起点，犹如一只展翅雄鹰扶摇直上蓝天。 

九、贵州民族文化宫。2007年建成，位于遵义路旁、筑城广场南侧，占地面积1317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1000多平方米，主楼高118米，地上24层，地下1层。每一面看都形似汉字“山”，别号“风油精瓶子”。 

十、喜来登贵航酒店。2007年建成，位于中华南路与遵义路交叉处，贵阳最早的五星级酒店， 

十一、贵阳凯宾斯基大酒店。2010年建成，位于护国路与都司高架路交汇处，五星级酒店，53层（不含地下5层塔尖3层），高228米。 

十二、芦笙塔。2011年建成，位于贵阳“城市客厅”筑城广场中央，塔名“筑韵”，长60米、宽48米、高28米，由8个巨大的钢制芦笙组成，最长的37.85米，重量都在25吨以上。 

十三、贵阳广电大楼。2012年外墙改建，位于瑞金南路与遵义路交叉处，楼高30层，别号“温度计大楼”，外墙上有巨型温度计，实时显示户外气温。 

十四、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。1997年建成，2013年T2航站楼投用，新航站楼面积约13万平方米，是二期扩建工程中心，实现航空、铁路、公路三种交通方式楼内“零换乘”。 

十五、贵阳亨特国际广场。2015年建成，位于文昌南路与都司高架路交汇处，59层，高260米，内有索菲特酒店。 

十六、花果园艺术中心。2015年建成，位于花果园大街东侧，总投资27亿元，别号“中国白宫”。 

十七、多彩贵州城。2016年建成，位于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核心服务区，毗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，总投资420亿元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 

十八、变形金刚。2018年建成，位于全国首个科幻主题公园贵阳东方科幻谷内，高53米，未来世界标志性建筑。 

十九、花果园双子塔。2019年建成，位于中环路北侧，65层，高335米，中国最高双子塔，东塔是超甲级写字楼，西塔有“世界上最有故事”的费尔蒙酒店。 

二十、恒丰碧桂园贵阳中心1号楼。2020年在建，位于瑞金南路西侧，78层，高380米。顶楼可以停直升机，汽车入户。